從本質(zhì)上來說，所謂治國，就是拆東墻補西墻，頭疼醫(yī)頭，腳疼醫(yī)腳。

一個龐大的帝國，每天不知會出現(xiàn)多少事件和問題，有的是好事，有的是壞事，有的不一定能解決，只能拖著，有的容易解決，殺人便可，還有的既不能拖，又不能馬上解決，這樣的問題往往是大麻煩。

滕王說的事情，在李欽載看來麻煩不小。

從表面上看，十幾個州縣抗拒種植番薯，問題好像并不大，最壞的情況無非是朝廷舍棄這十幾個州縣不種，對偌大的大唐帝國來說，這十幾個州縣的番薯產(chǎn)量并不會影響太大。

但，那只是表象。

站在李治和朝廷宰相公卿的角度看，十幾個州縣抗拒朝廷政令，問題大了。

說他們造反或許沒那么嚴重，但他們卻實打?qū)嵉乜咕苤醒爰瘷?quán)，抗拒天子詔令，這是不臣之舉。

如何解決？

李治下一道旨，把這十幾個州縣的官員全部問罪罷免？

治國若是這么簡單，人人都能當皇帝了。

如今仍然是天子與門閥精英共治天下的格局，準確的說，在長安城或是關(guān)中京畿地區(qū)，天子是無可爭議的老大，誰敢不服，下輩子投個好人家。

但在京畿以外的地區(qū)，天子與地方門閥基本處于股份制公司的形式，天子當然還是無可爭議的董事長，其他的地方門閥則是大股東。

董事長的行政命令通常情況下，股東們都要遵守并執(zhí)行。

但若是股東們對董事長有了意見，決定聯(lián)起手來抗拒董事長的命令，大家合在一起湊一湊股份，董事長的股份小于百分之五十一，這種情況可就不好說了。

世家門閥族人在長安城里必須老老實實趴著，天子說啥就是啥。

但到了地方上，世家門閥對地主階級和民間百姓的影響，其實是大于皇權(quán)的。

長安朝廷頒下的詔令，地方門閥大多數(shù)情況下不敢抗拒，只能老老實實配合執(zhí)行。

但若是門閥對大唐朝廷心懷怨恚，有心抗拒，那么朝廷的政令在地方上真的很難推行下去。

眼下江南嶺南道的情況便是如此。

門閥聯(lián)手抗拒朝廷政令，偏偏還沒法說他們謀反，盡管他們干的事確實是不臣之舉。

因為這地方對中央朝廷的軟性對抗，這種事歷朝歷代都有。

上到武王伐紂，下到漢朝的七國之亂，以及西晉的八王之亂等等，其實都是從地方對中央的軟性對抗而開始的。

事件之初，在沒有真憑實據(jù)的情況下，由于地方勢力太過龐大，中央朝廷也不便處置。

問罪當?shù)毓賳T也不現(xiàn)實，門閥經(jīng)營地方數(shù)百上千年，本地上任的官員與門閥之間已有了千絲萬縷的聯(lián)系，或者官員本就是門閥的門客故吏，朝廷動了他們，也跟動門閥沒有區(qū)別。

不能打草驚蛇，怕逼反了地方門閥，又不能放任不管，怕門閥在本地坐大，長此以往，朝廷真就失去了對這個地區(qū)的掌控。

一個小小的推廣番薯種植事件，稍微一深思，便引發(fā)了如此嚴重且復雜的危機。

李欽載有點頭痛了。

李治和武后窮其一生誓要削弱世家門閥勢力，不是沒有原因的，他們對大唐的貽害太深了。

但這對夫妻做了一輩子的事，成效卻實在不大，直到武后逝世，世家門閥的勢力仍然存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