九月二十九，在宣府戰(zhàn)事爆發(fā)、懷安衛(wèi)城淪陷十天后，京城仍舊不知京畿周邊發(fā)生了這么一場巨變，大明軍事情報體系，似乎在一瞬間癱瘓。

九月三十日凌晨，一份從居庸關傳來的緊急戰(zhàn)報，送到通政使司，再從通政使司衙門送到文淵閣。

皇帝病重，很多戰(zhàn)報都由內閣先行審閱，查看哪些戰(zhàn)報相對重要，哪些戰(zhàn)報無足輕重，挑重點交給皇帝審閱。

皇帝通常只是問上幾句話，剩下的事則交給內閣和司禮監(jiān)辦理。

這次也不例外，這是一份關于西北宣府戰(zhàn)事的奏報，上奏人是沈溪，但這次是在沈溪遭遇火綾兵馬圍困的情況下，抄小道幾經輾轉才送到京城，陳述土木堡內遭遇的困窘，因為當時沈溪所部與韃靼人間的戰(zhàn)事尚未開打，沈溪只是上陳戰(zhàn)局，并未就具體的戰(zhàn)果。

沈溪對在土木堡遭遇韃靼數(shù)千騎兵追擊之事，向朝廷做出詳細說明，奏本經通政使司送到內閣，呈遞到內閣大學士李東陽手上，因為當天李東陽守夜，這份奏本他最先看到。

如果是謝遷票擬，多半不會懷疑，如果是出自沈溪的分析他還抱有謹慎態(tài)度，可現(xiàn)在是沈溪遭遇貨真價實的韃靼主力，沈溪甚至明確點出，韃靼騎兵的領兵之將正是之前幾次出使明朝京師，跟沈溪熟識的女將領火綾。

沈溪于行軍時間、地點，撤兵時間點俱都闡述得很詳細，甚至連韃靼人進兵動向也說得一清二楚。

但可惜的是，這天守夜的內閣大學士是李東陽，李東陽對沈溪歷來便持懷疑態(tài)度，以至于他根本不準備采信沈溪所奏。

當初沈溪跟謝遷所說，西北戰(zhàn)事將會從延綏鎮(zhèn)往宣府鎮(zhèn)蔓延，甚至沈溪還提出韃靼人出擊的幾個時間點，那時謝遷還用這個理由為沈溪進行開脫，卻被李東陽毫不留情駁回，因為當時宣府鎮(zhèn)以及周邊軍鎮(zhèn)、要隘的奏報中并未提到遭遇大批韃靼騎兵。

從那之后，就連謝遷對沈溪的信心也減少很多，而李東陽對沈溪的偏見也就愈深。

李東陽親自問詢兵部，沈溪若是畏怯不前，應該是何等罪名？

最后兵部告知的結果，此事應由皇帝定奪，畢竟已涉及到延綏巡撫這樣正二品的高官，不是兵部或者刑部能隨便處置，兵部侍郎熊繡的意思，若屬實的話起碼也是個革職查辦，甚至有可能會被賜死。

李東陽從那之后，就覺得謝遷一定會為沈溪這個孫女婿支招，讓沈溪渡過危難，結果才過了幾天，沈溪的奏本中就提到遭遇韃靼軍隊主力，這讓李東陽從一開始就不信沈溪上奏之事。

換作別人，沈溪奏報的軍國大事，無論正確與否都會呈遞天子，因為涉及到大明江山社稷安危，誰也不敢馬虎大意。

但李東陽卻不同，李東陽出了名的“李公謀”，他想問題很周到很全面，平日最惱恨的就是邊關將領虛張進犯北寇兵馬數(shù)量，夸大戰(zhàn)功，李東陽一向認為，若是遇到邊塞戰(zhàn)事奏報，涉及兵馬數(shù)量，真實情況大概是奏報的兩成，至于斬殺北寇數(shù)量則有可能被夸大十倍以上。

朝廷為了邊塞安定，對于虛報功勞的事情一向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，只要不是太過夸張，朝廷還是希望邊軍將領和士兵能繼續(xù)為朝廷效命殺敵，斤斤計較無疑是挖自家墻角，朝廷對于邊軍將士的賞賜從來不會吝嗇。

但偏偏，邊將就利用這點來騙取朝廷的賞賜，甚至上下克扣，去九邊當將領，雖然清苦了一些，但油水頗豐。

李東陽對此等事，一向深惡痛絕。

包括秦纮、朱暉等人，經常做出虛報功勞的事情，劉大夏更務實些，不會明目張膽做這等事，在李東陽看來，沈溪就不一定了。

既然沈溪現(xiàn)如今境況堪憂，隨時會被朝廷降罪，很可能為了減輕或者抵消罪責，便虛報北夷兵馬數(shù)量或者殺敵功勞，以換取朝廷對他的寬恕。

李東陽詳細看過奏報，沈溪呈奏韃靼騎兵數(shù)量為四千騎左右，李東陽想象為大概遭遇一二百韃靼游騎，至于沈溪說被困土木堡，李東陽認為沈溪只是躲避土木堡中，以六千兵馬之數(shù)不敢與韃靼散兵游勇正面一戰(zhàn)。

至于沈溪提出讓朝廷增派援軍，在李東陽看來更是扯淡。

如今九邊最緊張的地方，是寧夏鎮(zhèn)周邊，劉大夏如今正領兵光復延綏鎮(zhèn)，這是在完成欽命延綏巡撫沈溪的差事，事件的另外一位主人公，這會兒卻不思進取，居然留守后方，跟朝廷奏報說什么宣府鎮(zhèn)遭遇韃靼中軍主力。

劉大夏說韃靼主力在寧夏鎮(zhèn)周邊，而沈溪則說韃靼中軍出現(xiàn)在宣府，二者相隔太遠。

若讓李東陽選擇，自然會相信劉大夏所，在他看來，沈溪明顯是因為畏戰(zhàn)才留在宣府，如今提出宣府有韃子主力，那是在推卸責任，反倒是劉大夏正領兵在延綏鎮(zhèn)跟韃靼主力血拼，李東陽覺得更為靠譜。

“李大學士，您忙碌一夜，該休息一下了……需要用早餐嗎？”一名太監(jiān)過來問道。

李東陽稍稍抬手擺了擺：“手中有重要票擬，且先退下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