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務實作為一個穿越者，對于眼下大明的實際情況算是有著深刻的了解。自太祖洪武皇帝朱元璋于1368年在南京建都稱帝沿及今日，明朝的國祚已至二百年，其整個統(tǒng)治正趨向腐朽。

在吏治上來說，政尚姑息，事多茍且，大小臣工，容隱寬縱，賄賂公行，使得法度漸馳，綱紀不振；作為國家重要統(tǒng)治機器的軍隊，兵不常練，將無得人，盡管有不斷的清軍、勾軍之舉，可實際上依舊是逃亡成風，或是為勢豪隱占，在營者多老弱病殘，加以法令不嚴、賞罰不明，戰(zhàn)斗力已極為低下，甚至連軍隊的嘩變也時有發(fā)生；而與朝廷土木、禱祀之役，月無虛日，縉紳豪強對土地財富的掠奪空前瘋狂相對應的，則是中外府藏殫竭，民無果腹之糧，兵缺銀餉馬草，自耕農(nóng)則大量破產(chǎn)，奴婢佃戶的數(shù)量不斷增多，農(nóng)民抗租、抗稅、搶糧、索契等斗爭時有發(fā)生。

另一方面，由于長期以來社會生產(chǎn)力的不斷進步和商品經(jīng)濟的發(fā)展，在一些行業(yè)和地區(qū)，出現(xiàn)了資本主義生產(chǎn)關系的萌芽；隨著城市經(jīng)濟的發(fā)展，市民運動也在悄然崛起，以世俗的情趣、民間的格調為特質的市民文化，以志派文學與浪漫主義為主體的文藝思潮，以慕尚新異、追求艷麗為導向的社會風尚，構成了社會發(fā)展中的一種新的旋律，廣大市民反掠奪、反迫害的斗爭風起云涌，接連不斷；伴隨著陽明心學思想的日趨腐朽，尤其是王門后學虛無主義思想和清談學風危害的不斷暴露，以顏鈞、何心隱、李贄等為代表的異端思想家主張對私欲的認可與人格獨立，在思想界涌動起人文主義思潮，而以反虛務實、救世拯民、注重生產(chǎn)、鼓勵工商、復興自然科學等為標志的實學思潮迅速拓展，所有這一切都在沖擊著舊的封建統(tǒng)治的樊籬。

與此同時，世界格局也在經(jīng)歷著劇烈的變化。公元1566年，即明世宗嘉靖四十五年，也即朱翊鈞四歲之時，以破壞圣像運動為先導，在尼德蘭爆發(fā)了資產(chǎn)階級革命。等到了1588年，也就是原本歷史上朱翊鈞登基后的第十六個年頭，西班牙將會派出“無敵艦隊”遠征英國，雙方艦隊在英吉利海峽相遇，經(jīng)過兩周左右的海戰(zhàn)，西班牙艦隊幾乎全軍覆沒，英國從此逐漸強大，繼而樹立起海上霸權。在法國，則將從1589年開始，建立起波旁王朝的統(tǒng)治，并先后發(fā)生了“克洛堪”起義和頒布“南特敕令”的事件。在俄國，沙皇將于1595年，頒發(fā)哈薩克屬于俄國臣民的“特別詔書”，而1598年，便會并吞失必兒汗國……

雖然陽明心學在后世有無數(shù)擁躉，高務實也對王陽明本人“心向往之”，但若是站在眼下救世拯危的立場上，他卻認為此時的王學后人已經(jīng)完全走途歧途。這些人只是一味務虛，大有當年玄學昌隆時的景象，于國于民已經(jīng)毫無益處。這些人講究的是“平時袖手談心性，臨危一死報君恩”——簡直笑話！

且不說后來明亡之時此輩之中到底有多少人真正做到了一死報君恩，就說這種做法，難道就應該提倡了？爾輩高官得做，厚碌得享，卻正事不為，只知袖手談心性——縱你心性再好，于天下何益，于黎民何益？要是按照高務實的看法，這種人，還真不如“一死”為妙，而且早死早妙！

是以在高務實來看，欲救晚明，唯興實學！

高務實所出身的高家，便是國朝實學大宗之一，而高拱本人，對于實學更是身體力行，并將之竭力推及全國上下。后世史學界一般認為張居正為明代實學“王霸并用派”代表人物，雖然也不算錯，可是他們卻有意無意地忽視了一點：高拱才是第一個真正切實推行實學的首輔！歷史上所謂張居正改革，不過是延續(xù)和展開了高拱的“既定政策”罷了。

成王敗寇，一至于斯。

若歷史可以假設，高拱未必不如張居正做得好；若是歷史可以假設，高拱恐怕比張居正做得更公正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