引
大明萬歷年間，徽州府爆發(fā)了一場民間騷亂。
這場騷亂規(guī)模不算大，動靜卻不小，前后持續(xù)時間將近十年，將當?shù)匕傩?、鄉(xiāng)紳鄉(xiāng)宦、一府六縣官員、應天巡按、應天巡撫乃至戶部尚書與當朝首輔都裹挾了進去。從中樞到地方、從官僚到平民的諸多利益集團各懷心思，彼此攻訐、算計、妥協(xié)。大明朝廷的決策如何出爐，地方執(zhí)行如何落實，官場規(guī)則如何運作，利益集團之間如何博弈，在這個案子里真的是纖毫畢現(xiàn)。
有意思的是，這一次騷亂的起因，既不是天災，也不是盜匪，追根溯源，竟是一位學霸做數(shù)學題鬧出來的。
第一章都是學霸惹的禍
這個故事，要從徽州府下轄的歙縣說起。
大明共分為十三個承宣布政使司，以及一南一北兩個直隸，咱們可以把它們粗略地理解為省份。
南直隸下轄有一個徽州府，歷來人杰地靈，無論官場還是商場都是英才輩出，是有名的文教繁盛之鄉(xiāng)。其時徽州府一共統(tǒng)轄六縣：歙、黟、休寧、婺源、祁門、績溪。其中歙縣最大，同時它還是附郭縣——也就是說，徽州府治設在縣內(nèi)，與歙縣縣衙同城辦公。
府縣同城，很多府一級的文書檔案，自然就存放在縣城的閣架之上，以便隨時調(diào)取勘合。這些關(guān)于稅糧戶籍的案牘十分重要，關(guān)乎一縣之興衰，可又超級無聊，全是各種枯燥的數(shù)字羅列。所以它們長年被束之高閣，無人問津。
隆慶三年（1569年），有一個歙縣人忽然對這些檔案產(chǎn)生了濃厚的興趣。
這個人叫帥嘉謨，字禹臣。嚴格來說，他沒有歙縣戶口，不算當?shù)鼐用瘢莻€祖籍江夏的軍戶，隸屬于徽州府境內(nèi)的新安衛(wèi)。軍戶是大明特有的一種戶籍，世代都是軍人，歸屬于各地衛(wèi)所——類似于軍分區(qū)——不過這出身沒什么不好，朝中此時有個叫張居正的大人物，也是軍戶出身，正是冉冉上升的政治明星。
[注釋]徽州府與新安衛(wèi)：根據(jù)《明史·地理志》與《明史·兵志》的記載，明代的整個疆土管理分別隸屬于兩大系統(tǒng)，即六部、布政使司、府、縣這一行政系統(tǒng)，與五軍都督府、都指揮使司、衛(wèi)、千戶所這一軍事系統(tǒng)。明初，徽州府直屬中書省，后改屬南直隸，下轄歙、黟、休寧、績溪、祁門、婺源六縣，歙縣為附郭。新安衛(wèi)，直隸于中軍都督府，雖設于徽州府轄區(qū)，其守備衙署亦在歙縣，卻不受徽州府管轄。
軍戶：據(jù)《大明會典·戶部》記載，明太祖朱元璋下令管理天下戶口，置戶帖、戶籍，記錄人戶之名字、年齡、居住地等信息，戶帖發(fā)給百姓，戶籍上交戶部，作為核實戶口、征調(diào)賦役的根據(jù)。明代人戶分軍、民、醫(yī)、匠、陰陽等多種類型，除優(yōu)免差役者外，其他人必須承擔不同的差役，不允許變籍，所擔差役亦世襲。其中，軍戶便是世襲供應軍差義務的特定人戶，負擔沉重，社會地位也相對低下，故明人一般以脫離軍戶為幸。明代諸多著名閣臣如李東陽、萬安、劉吉、梁儲、高拱、張居正、葉向高等人，皆出自軍戶。
帥嘉謨在文武兩道的表現(xiàn)都很一般，注定仕途無望。他只有一個特長：對數(shù)字天生敏感，擅長算學，是個學霸級的數(shù)學天才。
可惜在大明，可沒多少領(lǐng)域能讓這位理科生一展才華。最好的就業(yè)方向，就是去當個管錢糧的小官吏。而這個崗位，要求對錢糧稅賦的計算很熟悉，需要做大量的應用題來練習。
當時沒有教輔和習題集，帥嘉謨一腔做數(shù)學題的欲望無處發(fā)泄。好在這個苦惱沒持續(xù)很久，他便發(fā)現(xiàn)了一個絕好的題庫：歙縣架閣庫。
徽州府歷年的稅糧賬冊，都存在歙縣庫房里。大明稅賦結(jié)構(gòu)很是繁復，徽州又是納稅大戶，賬冊涉及大量加減折算、書算錢糧，這正是絕佳的應用題題例。磨煉好了這門手藝，以后就業(yè)便有保障了。
于是在隆慶三年的某一天，帥嘉謨設法接觸這些官府賬冊。一個學霸就這樣高高興興地開始做起數(shù)學題來。
做著做著，帥嘉謨覺得哪里有點不對勁。
憑借著對數(shù)字的高度敏感，他注意到徽州的歷年稅賦里有一個疑點：徽州府每年向南京承運庫繳納的稅糧中，除正稅之外，還有一筆科目叫作“人丁絲絹”，須以實物繳納，且數(shù)額頗大，每年要繳8780匹生絹。
帥嘉謨再往下去查徽州府下屬諸縣的分賬，發(fā)現(xiàn)徽州府下轄六縣，其他五縣都沒有“人丁絲絹”這么一筆支出，只有歙縣的賬簿上有記錄，數(shù)字與徽州府上繳南京承運庫的等同。
換句話說，徽州府每年8780匹生絹的這筆稅支，是由歙縣單獨負擔的。
帥嘉謨大為駭異，這可不是小數(shù)。為了確保自己沒犯錯，他還特意去查了一下《大明會典》。[注釋]《大明會典》：明代官修的記載典章制度的大全。有明一代于弘治、嘉靖、萬歷三朝先后編修、續(xù)修和重修《會典》。弘治年間，徐溥、劉健等奉敕修成《大明會典》180卷，至孝宗死，未及頒行。正德年間，李東陽等奉敕重加校訂后由司禮監(jiān)刻印頒行，是為正德本。嘉靖年間續(xù)修的《會典》并未刊行。萬歷年間，大學士申時行等奉敕重修《會典》成228卷，為萬歷本。文中帥嘉謨所閱者應為正德本《大明會典》。
《大明會典》是一本官方發(fā)布的資料集，里面收錄了典章沿革以及各級政府稅賦資料、行政法規(guī)，從弘治朝開始，每代都會進行修訂，算是政府法令的一個匯編，亦勉強可以當作年鑒來用，權(quán)威性很高。
帥嘉謨在《大明會典》里的徽州府條目下，找到了同樣的納稅記錄。更重要的是，《大明會典》里只提及是由徽州府承擔“人丁絲絹”，并無任何字樣表明是歙縣獨自承擔。
按道理，徽州府的這一筆“人丁絲絹”稅目，應該是六縣均攤，怎么只壓在歙縣一處呢？雖然歙縣的體量比其他五縣都要大，可也不能這么欺負人哪。
帥嘉謨心想，這件事關(guān)乎一縣之民生，可不能這么糊涂下去，必須挖個水落石出！
就像所有的學霸一樣，帥嘉謨看到眼前出現(xiàn)了難題，不驚反喜，興高采烈地繼續(xù)深入挖掘。最終，他在《徽州府志》里找到一條看似無關(guān)的古早線索。
[注釋]《徽州府志》：現(xiàn)存明代《徽州府志》有兩個版本，一為彭澤、汪舜民等人編修的弘治《徽州府志》12卷，一為汪尚寧等人編修的嘉靖《徽州府志》22卷。特別需要注意的是，汪尚寧為歙縣人，曾官至通議大夫、都察院右副都御史，退休歸里，組織一幫人員重修了《徽州府志》，后來亦被卷入學霸帥嘉謨引起的這場爭論。
徽州這個地方，歸附于洪武爺?shù)臅r間很早。朱元璋在元至正二十四年（1364年）稱吳王之后，在徽州實施的第一件事，就是修改元稅，稱為“甲辰法制”。結(jié)果年底核查，行中書省發(fā)現(xiàn)數(shù)字有問題，于是在至正二十五年（1365年）搞了一次“乙巳改科”，對很多科目的稅額重新做了調(diào)整。
[注釋]乙巳改科：據(jù)《徽州府志·食貨志》記載，吳元年（1364年），明太祖朱元璋重新修訂了徽州府的賦稅舊制，將六縣的“夏稅生絲”折麥征收。第二年，即乙巳年，行中書省核查徽州府賦稅時發(fā)現(xiàn)，該府吳元年的田賦增減額存在問題，派人將府、縣所屬官吏羈押至省，在嚴密監(jiān)督之下，重新更定了徽州府的田賦數(shù)額，歲史稱“乙巳改科”，其中特別指出了歙縣虧欠原額夏麥9000余石。
在這次改制中，朝廷發(fā)現(xiàn)歙縣的夏麥數(shù)量有問題，與去年同比差了9700石，于是對歙縣的3646頃輕租田，每畝各加征“夏稅生絲”四錢，以彌補夏麥缺額。
[注釋]石：古人把石塊鑿孔成凹行，用于稱量糧食，“石”因此成為容量單位，音（dan）?！墩f苑·辨物》載：“十斗為一石”。古代的容量單位有：勺、合（ge）、升、斗、石，為10進制。出自《淮南子·繆稱訓》的“以升量石”，比喻以膚淺的理解力難以推測深奧道理。出自明人凌濛初《二刻拍案驚奇》的“朝升暮合”則用以形容生活的艱難。日常生活中，石與合因其過大或過小而較少被使用，人們常用的是升和斗，故有升斗小民、日進斗金、不為五斗米折腰等說法。
這個“補欠夏稅”年代太過久遠，看起來和“人丁絲絹”全無關(guān)系。帥嘉謨憑著天才般的直覺，覺得這兩者之間一定有什么聯(lián)系，于是拿起筆來，粗粗算了一下。
歙縣補的9700石夏麥，按照隆慶時的官方換算標準，每石折銀3錢，9700石糧食折算成銀子，是2910兩。而每年“人丁絲絹”補交的生絹折成銀子，每匹7錢，所以8780匹折銀6146兩。嗯，兩個數(shù)字似乎沒什么關(guān)聯(lián)。
[注釋]折率：明初所定的賦稅，本是建立在實物財政的原則之上，政府根據(jù)需要的物品來確定征收的物品種類，百姓根據(jù)各地土產(chǎn)的特點繳納不同的物品。但是，各地的出產(chǎn)與政府的需要總有不一致的時候，就需要用其他的物品來代替?；蛘?，在政府實物儲備充足的情況下，改征當時具有一般等價物職能的物品作為財政儲備，這時就需要有一定的換算比例，即折率。明中葉賦稅改革，逐漸以白銀作為衡量標準，折率也就主要是折銀率了，這一比率主要是由稅物要送往的倉庫與用途等因素決定。如據(jù)嘉靖《徽州府志》可知，嘉靖年間，徽州府夏麥征收，征入當?shù)赜镭S倉每石征銀4.5錢，送往京庫（北京）每石征銀2.5錢，運往南京光祿寺每石征銀6錢。
帥嘉謨到底是個學霸，腦子轉(zhuǎn)得很快。他很快想到，徽州六縣彼此相鄰，一個縣夏麥歉收，其他五個縣不可能幸免。他再一追查，發(fā)現(xiàn)在同一時間，黟、休寧、婺源、祁門、績溪五縣也虧欠夏糧，一共是10,780石，可折銀3234兩。
2910+3234=6144。
這個數(shù)字，和“人丁絲絹”只差2兩。
帥嘉謨很快得出了結(jié)論：在國初，整個徽州府六縣共虧欠夏糧20,480石，以“夏稅生絲”為名義補之，折8780匹生絹。按說這筆錢是由六縣共同承擔的，不知為何，卻變成了歙縣單獨繳納。
更可怕的是：徽州并不養(yǎng)蠶，歙縣的老百姓必須先把糧食賣成銀子，拿銀子去買生絲，再繳給官府。周轉(zhuǎn)兩次，負擔更重。
如果從至正二十五年“乙巳改科”開始算起，到隆慶三年，這筆冤枉稅足足交了兩百多年！
歙縣簡直倒霉透了。
帥嘉謨做事很謹慎，他沒有急著去驚動官府，而是在歙縣摸了一圈底。結(jié)果他發(fā)現(xiàn)，自己并不是最早發(fā)覺有問題的，早在嘉靖十四年（1535年），已有兩個歙縣人——程鵬、王相發(fā)現(xiàn)這個“人丁絲絹”有問題。
他們沒有在徽州府本地抗議，而是越級呈文給了徽州府的上級——應天巡撫和應天巡按，而且還不止一次！
應天巡撫和應天巡按，這兩個官職的管轄范圍可不只有應天府一個地方，而是涵蓋了除鳳陽、廬州、淮安、揚州四府之外的整個南直隸地區(qū)，其中徽州府也受其轄制。
在具體的分工上，應天巡撫協(xié)調(diào)各府州縣，以賦役為主，也兼管司法、治安；巡按以監(jiān)察為主，但也插手民政、司法、軍事。勉強用現(xiàn)在做對比的話，一個是省長兼軍區(qū)司令，一個是省高級法院院長兼紀委，找他們兩位，算是拜對了衙門。
市里不管，難道省里還不管嗎？
第一次接呈文的是應天巡撫陳克宅、巡按宋茂熙，兩位很快給了批復，要求徽州府徹查。可是他們很快便升遷轉(zhuǎn)走，沒人再去追問。接任的巡撫歐陽鐸、巡按游居敬，接到了同樣的呈文，也給了批復，要求徽州府召集六縣合議。結(jié)果負責此事的官、吏，都是其他五縣出身，敷衍塞責，推諉拖延。
在來回拖延之中，王相、程鵬先后莫名去世，此事最后不了了之。
查到這里，帥嘉謨推開賬冊，做了一個決定：他要第三次呈文，為歙縣討一個公平！
到底是正義感和鄉(xiāng)土情結(jié)使然，還是想借此炒作自己？史料不全，不好妄自揣測他的動機。
無論如何，他決定冒著觸動利益集團的巨大風險，開始采取行動。
隆慶四年（1570年）的年初，帥嘉謨撰寫了一份呈文，詳細地寫明自己的查考過程，然后提交給了當時的應天府巡按御史劉世會。
在這篇呈文里，帥嘉謨玩了一個心眼，在講述緣由時加了這么一句話：“緣本府遞年奉戶部勘合，坐取人丁絲折生絹八千七百八十匹，原額六縣均輸，府志可證。”
大概意思是，我說的這個問題，在《徽州府志》里也提到了，這是鐵證。
《徽州府志》是徽州府出面編撰的地方志，可信度很高。可是，府志里其實只是含糊地記載了徽州府或歙縣繳納“人丁絲絹”多少多少，根本沒有明確說過“原額六縣均輸”的話，更沒有和國初那筆虧欠的夏麥聯(lián)系到一起。
帥嘉謨偷偷加了這六個字，是想給上官造成一個先入為主的印象，方便行事——殊不知這一處小小的手腳，后來卻成了聚訟的一個關(guān)鍵焦點，這個后頭再說。
除了偷改了原文，帥嘉謨還發(fā)動了情感攻勢。他動情地說：
“南京承運庫每年收絲絹20,190匹，其中浙江、湖廣這種產(chǎn)絲大區(qū)，才繳納8501匹；應天（等）十三府，只要繳2905匹。我們徽州府根本不養(yǎng)蠶，卻要負擔8780匹。當?shù)孛癖娭荒苜u了糧食，折成銀子，從浙江等地回購，這兩道手續(xù)，讓成本翻倍，苦不堪。更何況，這筆負擔若是六縣分攤，還能勉強忍受，可現(xiàn)在是歙縣一縣承擔——這一縣之稅，比浙江、湖廣兩司都高，根本不合理??！”
[注釋]細查帥嘉謨所引用之《大明會典》可知，浙江、湖廣的各布政司、府、州運往南京戶部承運庫的夏稅絲絹數(shù)分別為3509匹、4992匹，二者共計8501匹。應天等十三府為：應天府、常州府、鎮(zhèn)江府、太平府、廬州府、安慶府、寧國府、蘇州府、淮安府、松江府、鳳陽府、揚州府與池州府。上述各處所繳為絲綿折絹或農(nóng)桑絲折絹，唯有徽州府繳納的稅項有些不同，乃是人丁絲折絹，有8779匹，與帥嘉謨所說的8780匹稍有出入。
這是帥嘉謨玩的一個統(tǒng)計學小花招。因為大明稅制不是統(tǒng)收統(tǒng)解，一個地方往往要向數(shù)處交稅。
當時浙江、湖廣等地的絲絹稅，不只解往南京承運庫，還有很大一部分會送往太倉銀庫、丙字庫等。從萬歷年間的稅收記錄來看，浙江的絲絹稅總額高達130,000匹，湖廣的總額27,000匹，都遠超歙縣。
帥嘉謨是這么個邏輯：不談總數(shù)，單單拿出南京承運庫做比較，主要為了顯得歙縣格外悲慘。
這個手段的絕妙在于這些數(shù)字都是真實的，全經(jīng)得起查證，只是在統(tǒng)計方式上稍做手腳，立刻顯出卓然效果——歙縣本身的負擔確實沉重不假，但被帥嘉謨這么一比較，變得簡直慘絕人寰，讀之觸目驚心。
[注釋]大明稅制：帥嘉謨引用《大明會典》所載各司、府送往南京戶部承運庫的絲絹稅額，來哭訴歙縣獨自承擔的徽州府絲絹稅額比浙江、湖廣兩司的總額還多，實在太失公平。他如此計算，隱含著一個前提，即認定南京承運庫記載的稅額，就是各布政司、府所納絲絹稅額的全部。但實際上，這樣的假設完全站不住腳。因著兩京制度，明代的承運庫有南、北之分，帥嘉謨引用數(shù)據(jù)并未將北京承運庫算入。并且，地方上交中央的絲絹稅并非都送往承運庫，部分折銀可能送至太倉銀庫，部分絲絹可能送至丙字庫。所以，南京承運庫所收納的，僅是絲絹稅額的一部分而已。如下頁圖表所示，若給《萬歷會計錄》所記載的嘉靖、萬歷時期各布政司、府、縣的絲絹稅的總額做個排名，可以發(fā)現(xiàn)，徽州府的絲絹稅在全國諸府中名列第九，歙縣則在諸縣中名列第六，都比較靠前，卻也與名列第一的嚴州府、淳安縣有相當大的差距，更不能與浙江、湖廣二司共計167,544匹的總額相比。
這真是只有學霸才能玩出的手段。
除了在史料和統(tǒng)計學上做手腳之外，帥嘉謨還準備了第三張牌：政治牌。
他呈文的第一句話是這么寫的：“天下之道，貴乎均平，故物有不得其平則鳴。歙縣久偏重賦，民困已極，躬遇仁明在位，備陳情款，懇乞均平?！?
[注釋]天下之道，貴乎均平，故物有不得其平則鳴。歙縣久偏重賦，民困已極，躬遇仁明在位，備陳情款，懇乞均平：普天之下，最重要的道理就是均平，故遇見不均不平之事，必須發(fā)聲抗議，維護公道！歙縣獨自承擔如此沉重的賦稅重擔這么多年，百姓已貧困至極，無以為生了。幸蒙上天眷顧，遇見您這樣仁慈、賢明的御史大老爺，小的有幸向您詳細陳明狀況，懇乞大老爺均平賦役，救歙縣百姓于水火！
短短一段話，先后兩次要求“均平”。
隆慶年間，江南正在推行一條鞭法。而一條鞭法的口號恰好是：“均平賦役，蘇解民困?！彼詭浖沃儍纱巍熬健?，把這次稅賦爭議拔高到響應國家政策的高度。
[注釋]一條鞭法：據(jù)《明史·食貨志》可知，明初沿用兩稅法，根據(jù)官方登記的戶籍，田地要征收田賦，分夏、秋兩季繳納；丁要承擔多種徭役。后官府借各種理由加征賦稅、加派雜役，百姓困苦不堪，大量逃亡以躲避賦稅。政府亦出現(xiàn)嚴重的財政危機，故決定將一州一縣的田賦、種類繁多的徭役、雜稅合并起來，除必須的米麥之外，都折成銀兩，分攤到該州縣的田地上，按照擁有田地的多寡來征收賦稅，官方征收、官方解運，稱為“一條鞭法”。這不僅使國家財政收入得以穩(wěn)定增加，也大大簡化了稅收程序，提高了效率。
從深層次來講，一條鞭法的核心要旨，是合并田賦、徭役，取消米麥之外的實物稅，統(tǒng)一改為折收銀兩。所以帥嘉謨在呈文中反復強調(diào)“人丁絲絹”是折色實物稅，繳納十分麻煩，這和中央精神緊緊地掛上了鉤。
只要此事能借到國策的東風，便能引起應天巡撫的格外關(guān)注。
要知道，這一任應天巡撫，對一條鞭政策的推行很下力氣。只要他肯表態(tài)，這事就成了一半，不，一大半！帥嘉謨之所以有這個底氣，是因為這位巡撫太有名氣，遠非尋常官員可比——他叫海瑞，號剛峰。
[注釋]海瑞：據(jù)《明史·海瑞傳》等可知，海瑞，字汝賢，號剛峰，海南瓊山人，自幼喪父，靠母親節(jié)衣縮食撫養(yǎng)成人，對百姓的貧苦深有體會。海瑞中舉后曾至南平任代理教諭，有御史來縣學視察，一些學官想要討好上司，一見面就全身趴在地上行磕頭大禮。海瑞則只是作揖而已，他認為學校不是官府衙門，是師長教導學生的地方，不應該屈膝下跪。因此，就有了這樣一個畫面：身為教諭、站在中間的海瑞，只是作揖，不下跪；兩邊的學官趴在地上磕頭，正如一個“山”字，又像一個筆架，因此海瑞就有了“筆架博士”的外號。海瑞升任淳安知縣后，不僅堅決抵制上司的額外攤派，并且積極取消不合理的賦稅、雜役，減輕百姓負擔。
不用多說了。
其實較起真來，帥嘉謨此舉屬于強行拔高。
因為這次“人丁絲絹”爭議的核心，是稅負歸屬，到底歙縣單出還是六縣一起出？至于實物折算，只是一個次要問題，跟一條鞭法關(guān)系不大。
這就好比兩個人為吃飯買單起了爭執(zhí)。誰出這頓飯錢，才是爭執(zhí)的重點，至于這錢是給現(xiàn)金還是刷信用卡，并不重要。等警察來了，其中一位喊一嗓子：“民警同志，你給評評理，為了響應國家鼓勵使用信用卡的號召，這頓飯錢該誰出？”警察聽了肯定莫名其妙，這兩件事根本沒關(guān)系啊。
但在帥嘉謨的妙筆之下，這個邏輯錯誤被巧妙地掩蓋起來，非但不露破綻，反而顯得煌煌正氣，高度一下子就提上去了。
除了這些，帥嘉謨還準備了第四張牌——解決方案。
他深諳官僚稟性，知道他們最不耐煩的，就是下面的人爭吵卻又拿不出辦法。所以在呈文的最后，他急上峰之所急，十分貼心地提出了一個解決方案：“要么按照《大明會典》的原則，六縣按照人丁分攤；要么按照《徽州府志》，六縣按照田地分攤，折麥再折銀再折絲?！?
看，方案我都給您做好了，您朱筆批準便是。
這樣一來，無論按人頭統(tǒng)計還是按田地統(tǒng)計，歙縣都能減少至少一半負擔。
不得不說，帥嘉謨的這一篇呈文，當真是訴狀杰作。開頭借了朝廷大勢的東風，立意高遠，中間數(shù)字翔實，論據(jù)確鑿，層層推論極有說服力。篇尾不忘煽情，描繪歙縣人民生活有多艱辛，訴于情感層面。文字、邏輯上玩的小花招層出不窮，如羚羊掛角無跡可尋。
關(guān)于帥嘉謨的職業(yè)，史無明載，徽州其他五縣罵他是個奸猾訟棍。從這份訴狀來看，若非狀師大手，還真寫不出來這等文字。
這一篇雄文遞上去以后，效果立竿見影，果然得到了撫院與按院的高度重視。
錢糧稅賦，歷來都是民政事務的重中之重。隆慶四年二月初十，巡撫海瑞給出批示：“仰府查議報奪?！币馑际俏液苤匾暎銈兒煤貌榍宄?。隨后，巡按劉世會做出了更詳細的指示：請徽州府召集六縣負責官吏、鄉(xiāng)紳、耆老等民眾代表，就這件事進行查證合議。
徽州知府段朝宗接到文書，一看海剛峰的大名，沒敢耽擱，立刻發(fā)牌催促六縣派員過來商議。
誰知道，就在這節(jié)骨眼上，竟然出事了。
隆慶四年二月二十五日，也就是兩院批示發(fā)出后的第十五天，突然傳來消息，海瑞調(diào)職，改任南京糧儲。
海瑞為何突然從應天巡撫離職，這是另外一篇好大文章，這里按下不表?？傊?，徽州這攤事，海剛峰是顧不上管了。
海瑞是帥嘉謨最大的倚仗。他突然調(diào)任，讓“人丁絲絹”案子陡然失去了前進的動力。盡管巡按劉世會還在，盡管徽州知府段朝宗還在，可是沒了海剛峰當主心骨，他們可不愿意去觸這個霉頭。
要知道，他們要面對的，是一個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。
帥嘉謨的主張，對歙縣有利，但對其他五縣來說可是徹頭徹尾的壞消息。一旦議成，他們平白要多交不少賦稅。因此對這個提案，五縣籍的官員、胥吏、鄉(xiāng)紳、百姓都堅決反對。
要知道，徽州府不比別的小地方，在朝中做過官的人極多。那些致仕的官員與中央關(guān)系密切，又熱衷于彼此聯(lián)姻，經(jīng)營成一個盤根錯節(jié)的關(guān)系網(wǎng)絡。這里的鄉(xiāng)紳鄉(xiāng)宦，個個能量巨大，手眼通天。六縣紛爭，動輒能攀扯出政壇上的大人物。別說徽州知府，就算是應天撫、按兩院也不得不有所顧慮。
[注釋]徽州府出身官員中身居高位者眾多，進入《明史》名臣列傳者就有四十多位，在安徽省內(nèi)，僅次于太祖朱元璋的老家、明初因軍功任職者眾多的鳳陽府。特別的是，徽州府出身的官員多是宣德以后以科第進入仕途、官運亨通的。嘉靖、萬歷時期在朝為官者，績溪有官至工部尚書的胡松，以計謀擒獲倭寇首領(lǐng)、后官至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的胡宗憲；休寧有官至福建兵備簽事的汪泗論；婺源有官至兵部左侍郎、贈兵部尚書的汪元錫，官至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的余懋學，官至兵部侍郎、別號“潘青天”的潘珍；歙縣有官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的汪尚寧，官至兵部侍郎的汪道昆，官至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的許國，等等。
而從徽州知府的立場來看呢？
無論“人丁絲絹”在六縣怎么分配，對府里來說都沒區(qū)別，只要每年湊夠8780匹生絹給南京就好。所以這筆絲絹稅如果不改，局勢平靜如初，最多歙縣抱怨兩句——反正你們交了兩百多年了，早習慣啦；若是支持帥嘉謨的主張，把賦稅均攤到六縣，徽州府得不到半分好處，反而引起其他五縣騷動，可謂有百害而無一利。
徽州府會怎么選擇，不問可知。
帥嘉謨?yōu)槭裁串敵醪蝗フ一罩莞懝?，反而要越級去向兩院呈文？理由很簡單，因為他在本地根本得不到支持?
現(xiàn)在海瑞離開，倚仗已去，整個事情立刻推動不下去了。
應天巡按在二月十四日指示六縣合議，徽州府隨即也發(fā)牌催促。但下面毫無反應，恍若未聞。別說黟、休寧、婺源、祁門、績溪五縣，就連苦主歙縣，居然也悄無聲息。
帥嘉謨一打聽才知道，歙縣知縣房寰正趕上丁憂，縣務無人署理。其他五縣的知縣則宣稱要忙著準備朝覲事宜，因循停閣，不辦公了。
明代從洪武十八年（1385年）開始，規(guī)定地方官員逢丑、辰、未、戌年，也就是每隔三年，要進京朝覲一次，接受吏部和都察院的考查黜陟。這對官員來說，是一件大事。
但問題是，隆慶四年為庚午，隆慶五年（1571年）為辛未，才是朝覲之年。你明年才上京，今年二月份就開始停閣不辦公了？
而且還不是一位，是五位知縣都這么回答。
很明顯，五縣已經(jīng)商量好了，對這次合議采取消極不合作的態(tài)度，盡量拖延下去，拖到黃，拖到忘，拖到無疾而終，然后就天下太平了。歙縣在嘉靖朝的兩次申訴，不就是這么被拖沒的嗎？
于是，從應天巡按批示之日起，地方上拖了足足兩個月時間。一直到了四月十八日，績溪縣才慢吞吞地回了一封申文。至于其他四縣，干脆連回應都懶得回應。
這份績溪縣的申文，是以本縣教諭楊存禮的名義提交的，還有幾個縣中耆老的連署。由教諭出面，也從一個側(cè)面反映了績溪的態(tài)度——此事無關(guān)錢糧，是教育問題！
比起帥嘉謨那篇雄文，這份申文的干貨不多，刀筆卻暗藏機鋒。
一開頭，楊教諭先喊了一句政治口號：“為懇恩遵國典、據(jù)府志，均賦救偏，以蘇困苦事?！比缓螽嬶L陡然一變，先大罵帥嘉謨“變亂國制，罔上虐下”，是個“假公挾私”的無恥訟棍，又罵嘉靖年呈文的程鵬、王相是刁民。
[注釋]為懇恩遵國典、據(jù)府志，均賦救偏，以蘇困苦事：本縣為了響應府衙的號召，今特遵照《大明會典》《徽州府志》之記載，均平賦稅，補救弊政，切實緩解百姓多年之困苦，以示大人的浩蕩洪恩！
變亂國制，罔上虐下：（帥嘉謨）實乃假公濟私的無恥之徒，他興風作浪，妄圖變亂國家大政，對上欺騙、蒙蔽大人，對下虐待、陷害百姓。
罵了半天，楊教諭終于說到了主題。首先他承認了帥嘉謨的發(fā)現(xiàn)，如今的“人丁絲絹”，確實就是國初的“夏稅生絲”。但他解釋說，根據(jù)府志記載，當年朝廷發(fā)現(xiàn)歙縣虧欠夏麥9700石，責令他們補交“夏稅生絲”，一共8780匹給南京承運庫。所以這是歙縣自己的責任，跟其他縣沒關(guān)系。
然后他又說，這筆稅款交了一百七十多年，從來沒人抗議過。嘉靖十四年，兩個歙縣刁民程鵬、王相去告刁狀，當時的徽州知府馮世雍主持過一次調(diào)查，甚至還去巡院查過版籍，結(jié)論是“人丁絲絹”就該歙縣單獨交。此后三十多年，也風平浪靜。誰知道又冒出一個訟棍帥嘉謨，無視組織決定，又要興風作浪。
楊教諭的這個辯駁，實在毫無道理。
帥嘉謨已經(jīng)算得很清楚了。按照隆慶年間的折率，8780匹生絲，換算成麥子是20,480石，跟歙縣拖欠的9700石根本對不上。即使按洪武年間的折率，也不可能差那么多。楊教諭到底是文科生，沒算明白這筆賬。
不過技術(shù)細節(jié)無關(guān)宏旨，因為文科生最擅長的，是抒情。
楊教諭動情地寫道：“我們績溪，一共才方圓二十四里，土地貧瘠，民眾貧苦，每年丁糧才七百石不到；他們歙縣方圓二百二十四里，每年丁糧得六萬多石。哪里有把上縣的負擔轉(zhuǎn)嫁給下縣的道理？”
他哭訴完之后，別有深意地加了一句：“照舊定納，庶免小民激變之憂，官民兩便。”意思是：您最好按照原來的做法征稅，免得激起民變，這樣官府和民眾都方便。
楊教諭前面那些話，都是廢話，真正的文眼，恰好就在這里。
這句話雖然謙卑，卻隱隱帶著威脅。反著讀，意思就成了：如果您不照原樣征稅，恐怕會引起民變，到那個時候，可就官民兩不便了。
這句話非常狠，一下就擊中了徽州府的要害。
要知道，這個威脅雖然出自績溪代表之口，但其實背后是五縣的共識。也就意味著，如果此事不令他們滿意，將會使整個徽州府大亂。明年就是朝覲考查年，青天大老爺，您自個兒掂量著辦吧。
楊教諭這一手玩得很有分寸。如果五縣一起威脅鬧事，跡同謀反，切不可為?，F(xiàn)在四縣不吭聲，推出最小的績溪在前頭說話，績溪人口太少，怎么鬧，也絕對上升不到謀反的地步。這樣一來，既委婉而隱晦地把威脅傳達到，又給知府留出了足夠的面子，方便日后轉(zhuǎn)圜。
大明地方官員一向的治政思路是以穩(wěn)定為主，不出事什么都好說，至于講不講道理還在其次。下頭老百姓們也明白這個邏輯，所以碰到什么糾紛，甭管有理沒理，先鬧一陣。鬧成了，官府往往就會按鬧分配；鬧不成，也是法不責眾嘛。
你看，這就是文科學霸解決問題的思路。楊教諭根本不屑去查證什么“人丁絲絹”的技術(shù)細節(jié)，數(shù)字不重要，仕途才是重點。只要點明這事處理不當會引發(fā)民變，危及知府的前程，就足夠了。
果然，徽州府一看這篇申文，心領(lǐng)神會，不再催促合議。在幾方心照不宣的默契中，這件事慢慢地不再有人提起，眼看就要黃。
當事人帥嘉謨一看，急了，好不容易走到這一步，豈能無疾而終？問題的癥結(jié)，到底在哪里？
從這里，就能看出文理思路的差別了。
楊教諭的申文不提業(yè)務對錯，只談官員仕途。而帥嘉謨沒讀出申文這一層機鋒，一廂情愿地認為，之所以徽州府不愿推進，是因為整件事還說得不夠清楚——典型的技術(shù)人員思考方式。
他順著這個思路，重新考慮了一下，發(fā)現(xiàn)之前的呈文里，確實有一處很模糊。
國初六縣均輸?shù)摹跋亩惿z”，就是如今歙縣獨輸?shù)摹叭硕〗z絹”，這個沒問題。那么，“夏稅生絲”這個科目，又是怎么被改成“人丁絲絹”的呢？
搞清楚這個關(guān)鍵節(jié)點，真相便會浮出水面。
帥嘉謨挽起袖子，又撲到浩如煙海的案牘文書里去。他要在這積存了兩百年的六縣檔案的大海里，找出那根關(guān)鍵的針來。
這次的調(diào)查，持續(xù)了數(shù)月之久?；侍觳回摽嘈娜?，居然真的被帥嘉謨找到了線索：
奧妙就奧妙在征稅科目上。
帥嘉謨翻出了歷代戶部給徽州的勘合——類似于收據(jù)，上面寫得很明白：“坐取徽州人丁絲絹?！币簿褪钦f，南京承運庫要徽州征發(fā)的科目，是“人丁絲絹”，而且沒有指明由哪個縣單獨繳納，一般默認是六縣均攤。
而帥嘉謨再去查徽州府發(fā)給六縣的催繳文書，卻發(fā)現(xiàn)“人丁絲絹”這個科目沒了。只有歙縣的交稅科目里，多了一個“夏稅生絲”。
于是，這其中的手腳，很清楚了。
徽州府在向歙縣征稅時，用的名目是“夏稅生絲”。恰好歙縣確實有一筆國初欠麥的“夏稅生絲”科目，因此地方并不覺有異。等這筆稅收上來以后，徽州府向上遞交時，又從“夏稅生絲”抽出應有的數(shù)目，劃歸到“人丁絲絹”之下。
這樣一來，原本六縣均攤的稅負，便神不知鬼不覺地成了歙縣獨扛?！叭硕〗z絹”這只鳩，就這么堂而皇之地占了“夏稅生絲”的巢?？蓱z歙縣百姓不知內(nèi)情，辛辛苦苦交稅，卻不知道供養(yǎng)的其實是六縣負擔。
做這個手腳的人，絕對是個高手。他既熟知國初錢糧掌故，又精通案牘流程，巧妙地利用歙縣補交夏麥的這個科目，移花接木，混淆視聽，玩了一手漂亮的乾坤大挪移。繳稅這種事，一旦形成了慣例成法，就會堅定不移地執(zhí)行下去，很難改變。就這樣，歙縣一口氣交了兩百年“人丁絲絹”而不自知。
帥嘉謨一拍桌子，這必然是有徽州府戶房的書手從中舞弊！
這個猜測，并非憑空臆測。
在大明府、縣這兩級的政府里面，具體政務的執(zhí)行機構(gòu)叫作“三班六房”，三班指皂班、壯班、快班，合稱為衙役；六房分為吏房、戶房、禮房、兵房、刑房、工房，與中央六部相對應。知府和知縣是流官，干幾年就會調(diào)走，但三班六房的職位往往為本地胥吏所把持。這些人都是本地土著，熟知基層，他們又掌握著專業(yè)技能，職務世代相傳，自成一個體系。沒他們配合，貴為知府也沒法施展拳腳。
尤其是六房中的戶房，分管錢糧，是胥吏管理的重災區(qū)。小吏們有各種手段可以顛倒乾坤。手段高超的書手，甚至能“使連阡陌者空無籍，無立錐之家籍輒盈野”，你說這得多囂張。嘉靖年間的一位官員霍與瑕就曾無奈地寫道：“各縣各戶房糧科，年年派糧，時時作弊?！笨梢姰敃r基層之混亂。
[注釋]使連阡陌者空無籍，無立錐之家籍輒盈野：明代的田地主要有官田與民田兩種，皇莊、學田、牧馬草場、園陵墳地、勛貴莊田、百官職田、邊臣養(yǎng)廉田等，都是官田，其余為民田。田地是政府征收賦稅的重要來源，明初曾核實天下田地，造有魚鱗圖冊，以制定賦稅額度，每一次田地的變動都要記錄在案。但是，當土地兼并嚴重的時候，富人可以田連阡陌，貧者卻無立錐之地。更可怕的是，被收買的小吏，可以使用高超卻卑鄙的手段，使得家有良田千畝的富家在官方記錄中表現(xiàn)為無田，富家便可輕松逃避賦稅；而根本沒有田地的窮家卻被登記為田產(chǎn)豐富，需要承擔沉重的賦稅。
這筆絲絹稅，一定是當年的經(jīng)手小吏在賬簿上做了手腳，才讓歙縣蒙受不白之冤！
事不宜遲，帥嘉謨迅速又寫了一篇呈文，簡單描述了一下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。他知道，吏目向來世代相繼，如果徹底掀出來，很可能會得罪一大批人，所以他對于成因，只是含糊地提了一句“先年不知弊由何作”，只強調(diào)這個稅科是被篡改過的，是不對的。
人，可以不追究，畢竟過去快兩百年了；事，做錯了，就得撥亂反正。
帥嘉謨還提出另外一個重要論據(jù)：“人丁絲絹”明明是人頭稅，那應該就是按人口收取，單獨讓歙縣繳納，難道其他五個縣一個人都沒有嗎？
隆慶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，帥嘉謨正式把這篇呈文提交徽州府，滿懷期待能夠得到回應。
應該說，這次的呈文比上一次的更有說服力，新提出的兩個證據(jù)也都很合理?？墒菆蟾孢f上去，毫無動靜。徽州府這次連回復都沒有，置若罔聞。
帥嘉謨到底是數(shù)學學霸，在探究人心方面不及文科學霸楊教諭。他不明白徽州知府的冷漠是考慮到穩(wěn)定和仕途，跟技術(shù)性問題無關(guān)。帥嘉謨把一個戰(zhàn)略性錯誤當成了戰(zhàn)術(shù)性錯誤，一味鉆牛角尖去查考細節(jié)，等于媚眼拋給了瞎子看。
換了其他人，大概就認命了，可是帥嘉謨沒有退縮。這個耿直倔強的數(shù)學學霸，意識到從徽州府和應天兩院都得不到支持，遂做了一個驚人的決定。
進京上訪！
我找你們領(lǐng)導去！
這里要特別插一句，帥嘉謨的這個行為，在別的地方可能驚世駭俗，但在徽州，還真不算出奇事。
徽州這個地方，民風彪悍。這個“彪悍”不是說他們好打架，而是說徽州人好打官司。
中國老百姓一般都有逃避打官司的傾向，愛打官司的人，會被當成“刁民”。地方官考評，也以“涉訟事少”作為民風淳樸的標準之一。但徽州人的做派，和如今美國人很相似，動輒興訟，有事沒事就喜歡對簿公堂，所以盛產(chǎn)精通法律條文的狀師、訟師——號稱“健訟”。
這民風不是明代才培養(yǎng)出來的，早在北宋時期，徽州人就喜歡打官司。歐陽修曾經(jīng)如此描述徽州民風：“民習律令，性喜訟。家家自為簿書，凡聞人之陰私毫發(fā)、坐起語，日時皆記之，有訟則取以證。”徽州人，家家都有個小賬本，沒事就暗暗記下別人的行，打官司時甩出來當證據(jù)，這法律意識真是夠強的。
以至于南宋時，徽州籍貫的理學大宗師朱熹也無奈地評價本鄉(xiāng)人：“其俗難以力服，而易以理勝?！?
所以帥嘉謨在本地打不成官司，毅然赴京上訪，這個做法很符合徽州人的風格。
不過他這個“上京”，可不是去北京，而是去南京。
當時大明中樞分成南北二京，北京的六部、都察院、通政司、五軍都督府、翰林院等政府機構(gòu)，在南京都有一套一模一樣的備份。南京這套備份政府，雖然權(quán)力遠不及北京的大，但在南直隸這片地方還是很有發(fā)權(quán)的。
尤其是錢糧稅收這塊，南京的戶部統(tǒng)管南直隸、浙江、江西和湖廣諸司，都是膏腴之地，天下半數(shù)稅賦，皆出于這里。南京戶部的影響力，不比北京戶部正印差多少。
帥嘉謨抵達南京以后干了什么，沒有資料記載。但從各種官府文件透露的細節(jié)能推測出，他應該沒去找戶部，而是先去找了都察院一位姓宋的御史，求遞陳情狀子。
這是個明智的決定。以帥嘉謨的身份，想直接找戶部高官申訴很難，但搭上一個官就容易多了。
都察院十三道監(jiān)察御史，職責為稽查六部百司之失，一向喜歡搜集民意，風聞奏事，找他們管用。
不過他沒走彈劾的路子。對京官來說，這事太小，又不涉及中樞官員，專門上書彈劾意思不大。帥嘉謨也不想跟地方政府徹底撕破臉。他所求的，只是朝廷一個態(tài)度，批幾句話，就夠了。
隆慶五年的六月初二，帥嘉謨的呈文終于被宋御史遞交上去，并很快轉(zhuǎn)發(fā)給南京戶部。同隨呈文過去的，還有一段都察院的批語：“典有所遵，賦當均派，合從抄出酌行?！币馑际?，要求應該遵守法典，均攤賦稅至六縣，請戶部酌情辦理。
這個批語，正是帥嘉謨夢寐以求的結(jié)論。
南京戶部接到這道文書，加了一句“候本處巡按衙門題”，轉(zhuǎn)發(fā)給應天巡撫和巡按，讓他們酌情辦理。與此同時，戶部還特意給徽州府發(fā)了一份咨文，特別指出：“轉(zhuǎn)行該府從公查勘，前項人丁絲絹起自何年，因何專派歙縣。其各縣有無別項錢糧相抵，如無相抵，今應作何議處?！?
這段話雖然還是疑問口氣，但其實已經(jīng)有了定論：歙縣的稅賦肯定有問題，所要搞清楚的，無非是何時開始，以及怎么攤回到其他各縣。
獲得了戶部的支持，帥嘉謨這趟進京之旅，可謂圓滿結(jié)束。接下來，他只要趕回徽州，等著配合上峰調(diào)查就夠了。帥嘉謨高高興興地離開南京城，踏上了返鄉(xiāng)之旅。
他不知道，此時一道死亡威脅的陰影，已經(jīng)悄然籠罩在他的頭頂。
斷人財路，如殺人父母。五縣明面上雖然對“人丁絲絹”一事反應淡漠，但私下里十分重視。京官之中，也不乏五縣籍貫者。帥嘉謨在京城的舉動，他們了解得很清楚。
整件事的癥結(jié)，就是這個新安衛(wèi)的訟師！沒他上躥下跳，就天下太平了。
要不，把他干掉算了。
這也不是第一回了。嘉靖年間，那兩個糾纏“人丁絲絹”的歙縣“刁民”程鵬、王相，最后也是莫名身死收場。奈何橋上，不差這一條冤魂。
帥嘉謨在歸途中，果然遭遇一場絕大的危險，全靠好運氣才僥幸逃脫。具體是什么危險，是誰指使的，沒有記載流傳下來。但帥嘉謨真是被嚇破了膽，敵人這是動了殺心。他壓根不敢回徽州，攜帶家人逃回了老家湖廣江夏縣避禍。
帥嘉謨這一逃，讓好不容易啟動調(diào)查的絲絹案陷入停滯——提告的苦主都沒了，還怎么查？于是在各方敷衍之下，這件事終于再度沉寂下去。至于朝廷戶部，日理萬機，不可能一直盯著徽州這個小地方。
隆慶五年，毫無動靜。
隆慶六年（1572年），也毫無動靜。
在這一年，隆慶帝終于駕崩，萬歷帝即位。再然后，張居正排除掉了一切政敵，成為首輔，整個大明邁進了新時代。但徽州絲絹案，仍舊毫無動靜。
在接下來的日子里，整個大明都忙著適應這位新首輔的執(zhí)政風格。至于絲絹案和那個躲去原籍不敢回來的數(shù)學學霸，已經(jīng)徹底被人遺忘，再沒人提起過。他心灰意冷，不敢再去爭辯什么。
整個故事，似乎就這么結(jié)束了。
可到了萬歷三年（1575年）的年初，已沉寂四年的徽州絲絹案，似乎被什么力量激發(fā)，突兀地掀起一陣巨大的波瀾，震驚朝野。
第二章六縣大辯論
萬歷三年三月初九，徽州知府崔孔昕突然向歙縣發(fā)下一道逮捕令，要求緝拿帥嘉謨。
逮捕令是這么寫的：“今照帥嘉謨，既能具詞呈告撫按，必為有力之家，有謀之輩，何為捏作在外，屢提不到。中間必有主使之者，擬合行提。為此，仰縣官吏速究帥嘉謨有無妻子兄弟，是否在外，此輩奸惡，漸不可長，設法緝拿解府，從重問擬，庶足以警余奸，毋得遲違?！?
這個緝拿帥嘉謨的罪名，實在有點莫名其妙：你帥嘉謨有本事去兩院告狀，怎么沒本事留下來配合調(diào)查？一直躲在外頭，一定非奸即惡！
太不講道理。帥嘉謨外出避禍，可不是自己情愿的。何況戶部隆慶五年下的文，時隔四年，徽州府這才想起來指責別人不配合調(diào)查，這反射神經(jīng)未免也太遲鈍了。
這一看就是欲加之罪，倉促擬成。從逮捕令的字里行間，我們能感受到徽州府濃濃的焦慮，有點氣急敗壞，似乎有什么大事要發(fā)生，迫使他們不得不加快行動。
這份急就的逮捕令，很快下發(fā)到了歙縣。知縣姚學閔倒是沒耽誤，立刻安排人手聯(lián)合執(zhí)法——因為帥嘉謨是軍戶，隸屬新安衛(wèi)，所以這事必須跟衛(wèi)所協(xié)調(diào)。
軍戶歷代都得當兵，戶籍寄在各地衛(wèi)所之下，自成體系。地方民政部門如果碰到涉及軍戶的事，必須知會衛(wèi)所。
半個月以后，也就是三月二十四日，在新安衛(wèi)的協(xié)助下，歙縣總算逮到帥家的一個親戚，叫帥貴。一問方知，帥嘉謨帶著老婆孩子，一直躲在江夏縣沒回來過，只留下帥貴看家。
知縣姚學閔迅速把這個情況回報徽州府，然后還特意加了一句“無憑拘解”。意思是，想抓他，就得跨省執(zhí)法，跨省執(zhí)法需要憑據(jù)，我們歙縣可拿不出來。
歙縣在捉拿帥嘉謨這件事上，一點也不熱心，畢竟帥嘉謨是在為本縣利益奔走?；罩莞畬Υ诵闹敲?，可也不能說什么，只好先把帥貴拘押了事。
沒想到，這事才過了十幾天，到了四月初十，徽州府忽然接到一封呈文，署名正是帥嘉謨。
在這篇呈文里，帥嘉謨舊事重提，先把關(guān)于“人丁絲絹”的前因后果重述一遍，然后回顧了各級各屆領(lǐng)導對此事的批示。緊接著，他解釋了一下自己的行蹤：“回途遇害，羈縻遠避，未申情款。”
帥嘉謨并沒說這危險是什么，也沒提誰是主使。但既然他不敢回徽州，那兇手從何而來，昭然若揭。這一句指控，真是綿里藏針。
當然，對于徽州府，帥嘉謨的態(tài)度還是很誠懇的：“今奉爺臺仁恩催議，千里奔歸，伏乞作主，憐憫偏苦，洞察奸弊?！币馑际牵裉炷热淮叽傥?，我便千里星夜趕回，希望您能為小人做主。
這句話，算是針對徽州府“屢提不到”給了一個解釋。
在呈文的最后，帥嘉謨又提出了一項新證據(jù)：順天八府，也有“人丁絲絹”這個稅種，皆為諸縣分攤，沒有例外。
這個順天八府的稅種雖非決定性證據(jù)，但是一個強而有力的旁證。同樣是“人丁絲絹”，人家都是分攤解決，怎么就你徽州府這么特殊呢？
看來他在江夏縣這幾年，根本沒有心灰意冷，仍舊在孜孜不倦地搜尋證據(jù)，還把視野擴散到了全國范圍。
不過帥嘉謨提交這一篇呈文的時間相當蹊蹺。
徽州府的緝拿令發(fā)于三月初九，到了三月二十四日，歙縣才搞清楚帥嘉謨的下落。即使他們立刻派人趕往江夏通風報信，送到也得四月初了。而到了四月初十，帥嘉謨的呈文竟然已經(jīng)送到了徽州知府的案頭。
徽州到江夏差不多一千里地，帥嘉謨從接到報信返回徽州，到撰寫呈文提交官府，只用了十七天時間，這未免也太有效率了吧？
除非，這封呈文，帥嘉謨早就準備好了。
除非，徽州府的動向，歙縣早就已經(jīng)向他通報了。
這才符合實際情況，帥嘉謨?yōu)殪h萬民請命，歙縣怎么可能會無動于衷？明面上歙縣鄉(xiāng)紳們不便公開支持，但私下肯定會給予支持。
從種種蛛絲馬跡能感覺到，帥嘉謨和歙縣之間，早在暗中密切聯(lián)絡，而且他們在策劃一個很大的動作。
無論如何，帥嘉謨的再度出現(xiàn)，讓徽州府松了一口氣。大概是嗅到空氣里什么味道，比起上一次的敷衍態(tài)度，徽州府這回的態(tài)度積極得可怕，一百八十度大轉(zhuǎn)變。
兩天之后，四月十二日，徽州知府崔孔昕迫不及待地把帥嘉謨的呈文轉(zhuǎn)發(fā)給歙縣，說有人向本府投訴人丁絲絹案，你們好好詳查一下。
這個命令，很有意思。按道理，這件事應該是六縣合議，再拿出個章程。你現(xiàn)在不通知其他五縣，讓歙縣先去詳查，豈不等于讓原告自己去審犯人嗎？
沒想到，歙縣比徽州府還積極。詳查文書發(fā)出三天之后，歙縣竟然就發(fā)了一篇申文給徽州府，洋洋灑灑好長一篇。
這篇申文，出自知縣姚學閔之手，代表了整個歙縣官方的態(tài)度。申文的開頭氣勢十足：“歙縣為蔑制蔑悖典，射害殃民，懇恩遵照《大明會典》，均平絹賦，以蘇偏困事?！?
姚學閔的申文，簡單來說就是兩點：第一，《大明會典》記載徽州府輸“人丁絲絹”8780匹，從來沒提過讓歙縣單獨交；第二，“人丁絲絹”被人篡改成了“夏稅生絲”，以致五縣之稅落到了歙縣頭上。
這篇申文，基本就是復制帥嘉謨之前的論點。唯一不同的是，上一次是下民上書，這一次卻是知縣大人親自背書，不光背書，還要赤膊上陣。
此前帥嘉謨也提過戶房舞弊之事，可他不敢把話說得太明白，只能隱晦表示。而姚學閔根本不多顧慮，直接撕破了臉皮，指著戶房那些書吏的鼻子開罵。
知縣大人表示，徽州府的戶房，一直以來都是由五縣胥吏把持，世頂名缺，從來沒有出過歙縣籍的糧官。歙縣沒人在府里，只能被人欺負。所以“人丁絲絹”被篡改成“夏稅生絲”這件事，一定是出自徽州府戶房糧科的書吏之手。
[注釋]世頂名缺：明代的官員有嚴格的人事回避制度，不僅不得在本籍任職，且不能久任；而胥吏都是本地土著，在地方上有盤根錯節(jié)的勢力，故有“流水的官、世守的吏”之說。戶房的書吏，是衙門內(nèi)六部胥吏的一種，負責辦理夏稅秋糧的征收、丁差徭役雜課的派遣，絕對是大有油水的肥差。
這故事的真假，沒法查證，反正姚學閔說了，這是“父老相傳”。
姚學閔一介知縣，怎么突然變得如此生猛？謎底就在申文里的一串人名。
為了壯大聲勢，姚學閔找了本地的一批鄉(xiāng)宦聯(lián)署。這些鄉(xiāng)宦大多是退下來的本籍高官，雖然無權(quán)，但在當?shù)厝耘f擁有著絕大的影響力，不容忽視。
事實上，這些鄉(xiāng)紳鄉(xiāng)宦才是歙縣真正的統(tǒng)治者。他們下對基層平民控制力度相當大，上有官場的人情網(wǎng)絡，又坐擁數(shù)量巨大的田畝與各項產(chǎn)業(yè)。如果不獲得他們的支持，歙縣知縣什么也做不了。中國有“皇權(quán)不下縣”的說法，政府機構(gòu)必須靠這些“鄉(xiāng)賢”的配合，才能真正對底層實行有效統(tǒng)治。
現(xiàn)在這些人一個接一個地浮出水面，向徽州府展現(xiàn)出肌肉。
[注釋]皇權(quán)不下縣：根據(jù)費孝通先生的論述，在帝制中國，皇帝擁有絕對的權(quán)力，但他并不能憑借一己之力管理整個國家，官僚體制即為皇權(quán)的執(zhí)行者或工具。而實際上，中央派遣的官員到知縣為止，縣以下沒有任何行政單位。所以，在縣衙門到百姓家門口這個范圍，是地方鄉(xiāng)賢、宗族在發(fā)揮重要作用，中央的權(quán)力進入不了與人民日常有關(guān)的地方公益范圍，故有“皇權(quán)不下縣”之說。
看看這份聯(lián)署名單的前幾名吧：
汪尚寧，歙縣竦口人，進士，官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。（相當于現(xiàn)在的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）
汪道昆，歙縣千秋里人，進士，官至兵部左侍郎。他文名極盛，和王世貞并稱南北兩司馬，為“后五子”之一。后人猜測《金瓶梅》的作者時，汪道昆也是被懷疑的對象之一，可見這人的實力。
[注釋]兵部左侍郎：據(jù)《明史·職官志》記載，明代的兵權(quán)分為兩部分，五軍都督府負責軍隊的管理與訓練，而征調(diào)軍隊的權(quán)力歸屬于兵部，二者互相制約。兵部左侍郎，正三品，兵部尚書的副手，輔助尚書負責各地駐軍的糧草、軍隊的調(diào)動以及軍隊官員的任命，相當于現(xiàn)在的總后勤部、總參、武裝部、國防部等部的副部長。
江珍，歙縣溪南人，進士，官至貴州左布政使。
[注釋]貴州左布政使：據(jù)《明史·職官志》記載，明朝的地方政府權(quán)力乃是一分為三的，承宣布政使司負責民政，提刑按察使司負責刑名，都指揮使司負責軍事，最高長官分別為布政使、按察使、都指揮使，三權(quán)并立，互不隸屬。貴州左布政使，從二品，為貴州省最高行政長官，相當于現(xiàn)在的貴州省省長。
方弘靜，歙縣人，進士，官至南京戶部右侍郎。
[注釋]南京戶部右侍郎：據(jù)《明史·職官志》記載，明廷原本定都金陵，明成祖朱棣奪位后遷都北京，但依舊保留了金陵陪都的地位，改稱南京，并設置了南京六部。其中，南京戶部右侍郎是南京戶部尚書的副手，輔助尚書征收南直隸與浙江、江西、湖廣三布政司的夏稅秋糧，督責漕運和全國鹽引勘合，負責全國黃冊的收藏和管理。雖不及北京的戶部侍郎，但也可相當于現(xiàn)在的財政部副部長。
程大賓，歙縣槐塘人，進士，官至貴州按察使。
[注釋]貴州按察使：據(jù)《明史·職官志》記載，按察使，執(zhí)掌一省司法監(jiān)察之權(quán)，糾察官員風紀，澄清吏治，鏟除奸暴，斷案平冤；并對布政使、都指揮使有監(jiān)察之責，將情況上告吏部、都察院，以備考核。貴州按察使，相當于現(xiàn)在的貴州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、人民檢察院檢察長、政法委書記的總和。
曹樓，歙縣雄村人，進士，官至江西右參政。
[注釋]江西右參政：據(jù)《明史·職官志》記載，各布政司內(nèi)參政一職，從三品，人員不定，因事而設，分管糧儲、屯田、軍務、驛傳等事，分擔布政使的職能。明代的江西布政司設有督糧道一人，負責征收、押運漕糧；督冊道人員不定，負責督造魚鱗圖冊、黃冊等，以作為當?shù)卣魇召x稅、攤派徭役的根據(jù)；分守道人員不定，負責向各府、直隸州傳達催辦布政司的公事。曹樓所任之江西右參政，即為上述三道之一。
江東之，歙縣江村人。此時他還沒進士出身，要到后年才考中。再后來，他以御史身份首先向馮保開炮，也是萬歷朝中一個名人。
[注釋]御史：江東之彈劾馮保時任山東道御史。據(jù)《明史·職官志》記載，明代都察院設有十三道監(jiān)察御史，正七品，主要負責糾察內(nèi)外百官之風紀。若在京，則稽查兩京衙門審理刑獄案件有無拖延、枉曲，并巡視京營、倉場、內(nèi)庫、皇城等；若外派，則為巡按，代天子巡狩，是皇帝的代表和化身，位卑卻權(quán)重，負責糾察地方官吏、舉薦人才、斷理冤案、督察稅糧與戶口、督修水利等公共設施、檢查學校教育等。山東道御史，相當于現(xiàn)在中紀委派往山東的巡組組長。
要說徽州，真是人杰地靈的學問之鄉(xiāng)，底蘊深厚。區(qū)區(qū)一個歙縣，隨隨便便就拽出六七位還在世的進士高官助陣，個個身份顯赫，地位不凡，簡直就是全明星隊，別人眼睛都要被閃瞎了。
有他們背書，這份申文的分量之重，可想而知。
從聯(lián)署名單就能知道，歙縣這次突開重炮，絕對是籌謀已久。從徽州府發(fā)文到歙縣回復，一共就三天，若是臨時準備串聯(lián)，哪里來得及？
歙縣鄉(xiāng)紳們一定是早早開始籌劃，就等著突發(fā)奇襲，打五縣個措手不及。
可是，歙縣哪兒來的膽量，把所有的矛盾都擺到臺面上跟五縣打?qū)ε_？就算有鄉(xiāng)宦聯(lián)署，也不至于這么直白大膽吧？
很快答案就來了。
五月十日，應天巡按鮑希賢下文給徽州府，說歙縣申文干系重大，必須仔細地檢閱會典、府志、賦役等文件，會同五縣通查，一有結(jié)果，立刻上報。
注意，此前包括海瑞在內(nèi)，歷屆應天巡撫、按兩院給的批復，都是“仰府查議報奪”，沒太多傾向性，就算催促六縣合議，也是不急不忙。
但鮑希賢這次的口氣明顯偏向歙縣，反復強調(diào)這次五縣通查，一定得查出一個結(jié)果來。而且鮑希賢不是直接在徽州府的上文做批復，而是讓兵備道發(fā)出憲牌。
[注釋]憲牌：在明代，官府發(fā)出的公文告示，稱為信牌，而兵備道、巡按御史、巡撫等均屬監(jiān)察官員，他們發(fā)出的信牌，稱為憲牌。
所謂兵備道，是大明中后期在地方上負責整飭兵務的機構(gòu)，獨立于地方官府而存在。它雖有軍方色彩，但兵備道長官卻經(jīng)常掛著一個按察使副使的頭銜，所以兵備道也算是半個司法線上的機構(gòu)，有受理訴訟的職能，而且手里有武裝力量，必要時可彈壓地方。
南直隸沒有按察使，但是有巡按御史，同樣屬于兵備道的上級主官。
徽州附近的兵備道，全稱叫作“應、安、徽、寧、池、太六處兵備道”，簡稱徽寧兵備道，由兵備副使馮叔吉兼領(lǐng)。由他出手發(fā)出憲牌，是暗示徽州府，這次別再用“恐生民亂”當理由了。真鬧起來，兵備副使手下可不只有文吏。
如此旗幟鮮明的表態(tài)，說明早在徽州府發(fā)文緝拿帥嘉謨之前，歙縣就已經(jīng)跟上頭打點好了。
這一回，上有應天巡按、兵備道副使支援，下有鄉(xiāng)宦明星隊搖旗吶喊，上下一起發(fā)力，怪不得歙縣申文寫得氣壯山河，底氣十足。此前一直是帥嘉謨單槍匹馬，獨闖敵陣，這回則是數(shù)路大軍集結(jié)一處，擺明車馬要做正面決戰(zhàn)。
面對這空前的壓力，徽州府自然無從抵擋。五月十日兵備道的憲牌發(fā)出，五月十四徽州府便轉(zhuǎn)發(fā)給五縣，催促他們前來合議。大家要注意，這個五月十四日，是憲牌送到五縣的時間。也就是說，徽州府幾乎一收到兵備道的文書，一點沒耽誤，立刻轉(zhuǎn)發(fā)出去了。
可見徽州府是真嚇壞了。
面對歙縣蓄謀已久的突襲，其他五縣一時間蒙了。這事不是早黃了嗎？什么時候又鬧得這么大了？
徽州府一封接一封地催促他們準備申文，過來商議。這回，五縣不能像上次一樣裝聾作啞了，必須有所表示才成。
最先做出反應的，是婺源縣。這是僅次于歙縣的大縣，實力位居五縣之首，更是朱熹老夫子的鄉(xiāng)貫故里。知縣吳琯在五月二十二日即發(fā)回申文，算得上神速了。
可惜速度雖快，質(zhì)量卻很糙。這篇申文的論點，和當年績溪楊教諭的一樣，指稱歙縣虧欠夏麥9700石，被罰補交“夏稅生絲”8780匹，歷年輸送，與其他五縣無關(guān)。至于“人丁絲絹”，那是南京承運府的事。
這個論點破綻很大，無甚新意。不過這也沒辦法，一共沒幾天時間，吳琯再有才，也不可能跟帥嘉謨精心準備了幾年的證據(jù)相匹敵。
不過吳琯到底也非庸人，他后來官至給事中，說明頭腦很好使。他在申文里，還提出了一個四兩撥千斤的方案：
查閱黃冊。
黃冊是大明朝廷重要的賦稅檔案，上面征派賦役，都要依據(jù)黃冊來施行。它是一手資料，最具權(quán)威。黃冊從洪武十四年（1381年）開始攢造，十年一屆，從無中斷，涵蓋每一個大明府縣，具體到戶，是中國檔案史上的一個奇跡。
吳琯的邏輯是：如果《大明會典》和府志記載無誤的話，那么在黃冊的原始記錄里，一定會有相應記載，后者的可信度要高于前者，只要去查黃冊檔案，自然知道誰對誰錯。
按照規(guī)定，每一屆的黃冊都會抄送數(shù)份，本縣本府本省各自留底，原冊送交南京戶部。你可以說本縣本府存的黃冊可能會被篡改，但南京戶部的原冊絕對是準確的，一查便知真?zhèn)巍?
吳琯此舉，獨辟蹊徑，給解決紛爭提供了一個新思路。
除此之外，他也效仿歙縣，拉來了本縣的一批鄉(xiāng)宦助威。雖然陣勢不如歙縣，卻也有四位進士出身的高官壓陣——徽州真的太厲害了，只是轄下兩縣打架，就能拽出這么多名人。
三天之后的五月二十五日，績溪縣也加入戰(zhàn)團，同樣是知縣領(lǐng)銜。
有了婺源縣爭取時間，績溪縣準備得更加充分。知縣陳嘉策選擇了另外一個辯駁策略，把突破口放在了“獨征生絲”上。
帥嘉謨當初有一個質(zhì)疑：徽州一共六縣，為何獨獨在歙縣征收生絲？這根本不合理，所以一定是六縣均輸。他還舉了很多例子，比如常州府進貢茶葉，《大明會典》里就寫明“征于宜興縣”；寧國府進貢木瓜，也寫明由宣城縣專輸。所以如果獨在歙縣征收生絲，《大明會典》一定會單獨寫出來“征于歙縣”。
陳嘉策針對這個質(zhì)疑，羅列了一大堆反例：松江府的綠豆，只由華亭一縣征收，上?？h就不必去管；淮安府的藥材，只由山陽縣征收，睢寧、贛榆兩縣不用交；金華府的麻地，只征武義縣，至于絲、紗二項，則從湯溪征發(fā)，其他縣不必繳納。
列完這一大堆，陳嘉策表示，一府獨征一類物資于某縣實屬平常，《大明會典》不可能面面俱到。所以帥嘉謨的質(zhì)疑，純屬見識太少，毫無道理。
哦，對了，績溪作為六縣中最小的一縣，手里沒有活著的進士，只好翻箱倒柜，請出了三位舉人聯(lián)署。
婺源、績溪兩縣打起頭陣。到了六月十三日，休寧、祁門兩縣終于桴鼓相應。
休寧的知縣陳履，應該也是個學霸級的人物。他準備了將近一個月，兵強馬壯，索性撕開那些彎彎繞繞，挺槍直刺歙縣的核心要害——數(shù)字。
歙縣或帥嘉謨最核心的質(zhì)疑，在于兩項稅賦的數(shù)字不符：
歙縣“夏稅生絲”補夏麥9700石，折絹4000多匹；而每年歙縣卻要繳納“人丁絲絹”8780匹。多交的4000多匹，一定是本該其他五縣負擔！
關(guān)于這個質(zhì)疑，陳履給出了自己的調(diào)查結(jié)果：
他發(fā)現(xiàn)，在乙巳改科中，行中書省除了查獲歙縣虧欠夏麥9700石之外，還在其下轄的登瀛、明德兩鄉(xiāng)，重新清查出一部分拋荒的桑園田地，以及抄沒程輝祥、葉忠兩個大地主的田地。這些土地，都重新丈量造冊，然后重新計算征稅。
虧欠夏麥、拋荒桑園田地、抄沒田地，這三項加在一起，歙縣新增的賦稅一共是生絲10974.3斤。每24兩生絲，折絹一匹，所以總數(shù)是8779匹整，沒有任何問題。（原始資料即如此。）
陳履的調(diào)查成果，還不僅止于此。
歙縣明明不產(chǎn)絲，為什么要以生絲為賦稅折色呢？
陳履考察了一下，發(fā)現(xiàn)歙縣下轄的登瀛、明德、仁禮、永豐、孝悌等幾個鄉(xiāng)里，本來是有桑園的，其他五縣則從來沒有過。顯然，生絲是歙縣特產(chǎn)土貢。在洪武十年（1377年）、二十四年（1391年），永樂十年（1412年），成化十八年（1482年），這筆賦稅的數(shù)額都有調(diào)整。到了弘治十四年（1501年），朝廷把生絲折絹的比率，從24兩調(diào)整到了20兩，但定額8779匹沒有改動過。
雖然歙縣現(xiàn)在不養(yǎng)蠶，得去外地買絲，但當年它明明可以靠自產(chǎn)。朝廷征絲絹稅，只可能是從歙縣收。
至于《徽州府志》上為何沒提歙縣原本有桑這件事，很簡單，因為《徽州府志》是歙縣籍的官員帶頭修的，當然得摻私貨?。?
至于為什么在《大明會典》的記載里，只寫“人丁絲絹”征于徽州府，沒寫獨征于歙縣，陳履的解釋就三個字——沒必要。會典是國家級檔案，只記錄到府就夠了，沒必要寫到縣這么詳細。更何況每一府都有自己的情況，拿外府的例子來質(zhì)疑本府，根本荒唐。
陳履的回答，是目前為止五縣反擊中最犀利的一個。帥嘉謨就是當面辯論，恐怕也會感到非常棘手。
相比之下，同一天交作業(yè)的祁門縣，申文寫得極其乏味，無非老生常談加哭窮而已。沒辦法，因為祁門當時的知縣開缺，申文由縣丞劉守德代理撰寫。
又過了一個多月，七月二十一日，姍姍來遲的黟縣終于把最后一篇申文交了上去。
前面有吳琯、陳嘉策、陳履三員大將坐鎮(zhèn)，黟縣知縣陳正謨就顯得輕松多了。在申文里，他心不在焉地重復了一遍前幾位知縣的意見，然后說了句略帶萌感的風涼話：歙縣那么大，就算減了絲絹稅，也不過是大江之上去掉一條船而已；我們黟縣現(xiàn)在超級超級窮，再加哪怕一點點賦稅，那就和久病之人吃了烏頭一樣，根本扛不住呢！
于是在萬歷三年的徽州，可以看到一番神魔小說般的盛況：六個縣的官員騰空而起，紛紛祭出法寶與神通，呈文如雪片一般交相揮灑，肆意互噴，口沫四濺。六縣的鄉(xiāng)宦們也在暗暗輸送內(nèi)力，支持知縣們拼個你死我活。
五縣經(jīng)過反擊，和歙縣堪堪戰(zhàn)了一個平手?？墒巧裣蓚兇蚣艿膭屿o太大，結(jié)果當?shù)孛癖娙急惑@動了。田賦一事，對百姓來說最敏感不過。他們一打聽，立刻坐不住了。贏了還好，萬一知縣輸了怎么辦？咱們不就平白要加稅了嗎？
這可不行，得出把力，把聲勢搞得越大越好！于是在鄉(xiāng)宦們的刻意鼓動之下，一時之間，六縣民眾摩拳擦掌，紛紛投身到這一場大辯論中來。
徽州風俗一向健訟，百姓一碰到問題，第一個反應就是上訪告狀?？墒腔罩莞缃褚荒X門子官司，沒法調(diào)停這個糾紛。于是六縣民眾把注意力全放在了更上一級的政府機構(gòu)。
在接下來的半年里，整個江南官場可真是熱鬧非凡。有歙縣的老百姓去找兵備道告狀，有婺源縣的不平士人去應天巡撫那兒告狀，有績溪縣士民跑到應天巡按那里訴苦。只要和徽州事務沾邊的衙門，幾乎被他們騷擾了一個遍。兩院、兵備道的衙署門庭若市，告狀的比送禮的人還多，幾乎演變成了全民大訴訟的熱鬧局面。
面對這種窘境，兩院除了連連下文催促徽州府趕緊拿出個結(jié)論，還在文書里反復強調(diào)：“仍禁諭士民不必紛紛告擾。”可見上級主管部門真是被騷擾得不輕。
可結(jié)論哪兒那么容易拿出來??？或者說，徽州府怎么敢拿出結(jié)論來??？如今爭議已經(jīng)不只在官方層面，連民間都爭吵不休，甚至已經(jīng)導致了幾起跨縣斗毆。六縣民怨都在蓄積，誰敢去惹？
眼看僵局要演變成亂局，到了萬歷三年年底，十二月初一，絲絹風波的始作俑者帥嘉謨終于再度出手。
帥嘉謨手里并沒有什么新的證據(jù)，不過他把之前的所有資料統(tǒng)合起來，給出了一個完整的故事。在這個故事里，國初朝廷向徽州征派“人丁絲絹”8780匹，均攤六縣。結(jié)果徽州府戶房小吏是五縣人，遂哄騙歙縣先墊上。等到歙縣應承下來之后，戶房又把這筆稅賦篡改入“夏稅生絲”的科目里。從此以后，徽州在歙縣征收“夏稅生絲”，向上繳納“人丁絲絹”，瞞天過海兩百年。
對于吳琯、陳嘉策、陳履三個人的反駁，帥嘉謨卻未置一詞。
徽州府拿到帥嘉謨的呈文，再次轉(zhuǎn)發(fā)六縣，要求合議。這篇轉(zhuǎn)發(fā)公文透露了一個重要訊息，解釋了原本漠然處之的徽州府為何在年初突然重啟絲絹案的調(diào)查。
按照公文要求，徽州府需要把此前各級主管部門對絲絹事件的批示一一附在前頭。從這些信息中，能看出文牘流轉(zhuǎn)的蛛絲馬跡。
原來早在年初，南京戶部下發(fā)了一道文書，責問徽州府，四年前讓你們查勘“人丁絲絹”的事，到底查得如何了，徽州府這才想起來。
隆慶五年，帥嘉謨進京告狀，曾經(jīng)成功促使戶部下一道文，催促徽州府查勘。后來帥嘉謨失蹤，緊接著趕上皇上駕崩，徽州府以為上頭把這事給忘了，也就擱置不理了。
誰知道，時隔四年，戶部突然想起來這碼子事了，來文催促。而且這次催促的性質(zhì)可不一樣，文書前頭寫得清清楚楚：“奉圣旨：戶部知道，欽此。欽遵。抄出到部，送司。”
奉圣旨？這是驚動皇上了？
不對，萬歷皇帝那會兒還小，這個“奉圣旨”，其實是代表內(nèi)閣的授意，搞不好是首輔張居正的想法。
驚動了這么一位大神，你說徽州府慌不慌？所以從萬歷三年二月開始，徽州府一反常態(tài)地積極推進絲絹案的查證，而且處處偏袒歙縣，結(jié)果惹出來了一場六縣大辯論。
如今吵到年底，徽州府轉(zhuǎn)發(fā)帥嘉謨呈文，行到五縣。五縣立刻跳了起來，合著我們的質(zhì)疑他一條都沒答，純粹在自說自話。
這次五縣不單干了，正式抱團，合著發(fā)了一篇《五邑民人訴辯妄奏揭帖》。他們懶得多費唇舌，核心意思就一條，即此前婺源知縣吳琯的提議：“伏乞查明，洪武十四年初造黃冊，如系六縣公賦，甘派無詞；如系歙縣額科，乞嚴將帥嘉謨等正法治罪！”
咱們?nèi)ゲ辄S冊的原始記錄，是不是，用證據(jù)說話！
歙縣不甘示弱，立刻回帖嘲諷：“節(jié)蒙牌提各縣丁畝文冊并取有無何項錢糧相抵回文，豈各縣抗違不回，延挨會計，歙苦無伸，懇恩差人守提，早賜均攤歸結(jié)?！?
翻譯一下：大人早就將通告發(fā)了下去，讓各縣速將各自的人丁、田畝文冊都拿出來，仔細核查，看看以前的錢糧到底是怎么繳的，查明白了好回話。哪知他們竟如此大膽，拖拖拉拉，至今未有結(jié)果，害我們歙縣有苦卻無處申冤！懇請大老爺差人提檔核查，早將這筆重稅分攤六縣，以示公平！
你們自己都不肯把縣里的檔案拿出來對賬，百般拖延，還好意思提查黃冊的事？
然后兩邊又跳起來開撕，撕得昏天黑地。
巡按宋儀望看到這一幕，趕緊寫信提醒徽州府：“歙民積憤已久，五縣紛爭亦力，示以均平之情，酌以通融之法，雖有偏心，無可復置私喙矣?！?
可見上頭也知道六縣此時鬧成什么模樣，生怕釀成民亂，所以話里話外透著一股“別講道理了，和和稀泥，趕緊把這事平了”的意味。
上下的壓力，全落在了倒霉的徽州府身上。
徽州府心想，得，我過不好年，你們誰也別想過好。
萬歷三年十二月十九日，徽州府給五縣下達了一封催提公文，態(tài)度前所未有地嚴厲：“將該縣人丁田畝數(shù)目文冊一并，星火申報，毋徒執(zhí)詞混擾，致礙轉(zhuǎn)奪，此系至緊事理，難容延緩，如違，提究該吏不貸?！币笪蹇h把縣存檔案都上交，不許拖延，不許不給。
按說這會兒距離過年只有半個月不到，按中國人傳統(tǒng)，有什么事過完年再說?，F(xiàn)在徽州府連這個傳統(tǒng)都不顧了，看得出來，知府是真急眼了。
于是，十二月二十五日，婺源知縣吳琯再一次披掛上陣。
吳琯這一次，帶來了更犀利的武器，死死盯住帥嘉謨的幾個論點咬。
第一，帥嘉謨說“人丁絲絹”和“夏稅生絲”折算出的數(shù)字不對。
他算錯了！
乙巳改科，是在當年四月一日發(fā)生的。歙縣一共虧欠9766石9斗3升6勺——這個數(shù)字估計是一個處女座的人查出來的，所以針對該縣輕租民田3646頃，每畝額外征發(fā)四錢生絲。這筆賦稅，在洪武年間正式記入黃冊檔案。
而按照當時的折率，生絲1兩折麥7升。歙縣虧補的9766石9斗3升6勺麥子，補生絲9041斤，算下來正好是7升麥子補絲1兩。完全對得上。（原始資料即如此。）
吳琯還順嘴嘲諷了一句，這事帥嘉謨你怎么能拿銀子來算？國初到現(xiàn)在，銀錢變化太大，根本無法做參考。你可真外行。
第二，帥嘉謨說，《大明會典》記載徽州府征收“人丁絲絹”8780匹，沒說具體由哪個縣交，那么當然是六縣均攤，否則該注明是歙縣獨輸。
他弄錯了！
此前陳履已經(jīng)舉了不少反例，這次吳琯準備了更充分的“彈藥”。
浙江的“夏稅絲綿”，是從杭州等八府征收，溫、臺、處三府不用繳。但《大明會典》里只寫浙江布政司征“夏稅絲綿”，為什么不注明杭州等八府呢？
因為這是《大明會典》的寫作原則：在直隸，府而不縣；在各布政司，則省而不府。如果事事注明，《大明會典》得多厚??？
再說帥嘉謨舉的那兩個例子——常州府茶葉注明產(chǎn)自宜興、寧國府木瓜注明產(chǎn)自宣城，那是特產(chǎn)貢品好吧！跟田賦有什么關(guān)系？
第三，帥嘉謨曾經(jīng)提出一個理論：歙縣虧欠夏麥的同時，其他五縣也虧欠，六縣虧欠的總額，恰好與“人丁絲絹”的稅額對得上。
他算錯了！
吳琯對這個疑點，也做了十分深入的調(diào)查。
乙巳改科之前，歙縣產(chǎn)麥19,632石，產(chǎn)米17,688石；婺源產(chǎn)麥8315石，產(chǎn)米8315石。次年歙縣產(chǎn)麥虧欠的同時，婺源產(chǎn)麥8000石，確實虧欠300石麥，但是大米豐收了，遠比8315石要高，所以根本不需要補麥，自然更不需要轉(zhuǎn)嫁到歙縣頭上。
第四，帥嘉謨說戶房的五縣小吏偷偷篡改稅收科目，哄騙歙縣。
吳琯對這個質(zhì)疑，簡單回復了一句：歙縣長官又不是白癡，就算歙縣長官白癡，老百姓也不傻。這么大的稅額，都要真金白銀往外掏，哪里是改改數(shù)字就能瞞過去的？
說完這個，他又不陰不陽地補了一句：“你說徽州戶房被五縣小吏把持，但別忘了，現(xiàn)在的南京戶部尚書殷正茂可是你們歙縣的?！睗撆_詞是，你說把持戶房的人會徇私偏幫本鄉(xiāng)，那把持戶部的堂官豈不更會徇私嘍？”
吳琯提到的這個殷正茂，來歷可不簡單。他是歙縣人，當年巡撫廣西，跟俞大猷聯(lián)手平定了韋銀豹的叛亂；總督兩廣軍務時，擊破了打著“倭寇”旗號的?？?，光復了惠州、潮州兩地，可謂戰(zhàn)功累累，官至南京兵部尚書，此時正好改擢為南京戶部尚書。
而南京戶部，恰好管著絲絹之事，所以吳琯把這事挑明，是怕殷正茂會偷偷偏袒歙縣。